显然，这些标语口号不仅背离法律原则、精神，有的还直接违反法律的明确规定。

(28)这次讲话所针对的正是，建国初期时，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同志感到与其他部门相比，司法工作没有意义，没有前途的现象。(29)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99页。

在中国司法语境中，法官不但要承担对纠纷的裁判这一使命，而且要面对新闻媒体的随时采访，应付党政机关的压力，要承受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品头论足，甚至法官自身也乐于成为明星般的社会名人，以便更多地掌握可运用和可支配的社会关系资源。(26)由此观之，要探究当代中国司法权威问题，最终必然要回归到对司法的宪法赋权问题上来。公民大众对于司法公信力具有普遍认同。(22)张文显：《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基本理论与实践进程》，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3期。司法的功能是解除社会疾病，把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冲突、纠纷、冤情、矛盾等，通过司法这一制度进行程序化的运行，使原本紧张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化解，获得和谐的社会秩序。

)处于民众与政府双重打击下的法律的悲哀地位可以想见。这是因为单方面规定法院独立审判没有意义，所有审判活动都是法官进行的。特别是最近十年，与人身权、人格权、社会保障权、环境权、发展权等人权问题关联的诉讼呈现攀升趋势，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司法保护人权的法律现代性。

设想一下，如果遇到矛盾纠纷，遇到违约、侵权、伤害等，不是到法院打官司，而是直接实施报复，或者借助讨债公司索债，或者求助黑恶势力保护，或者将矛盾纠纷与怨恨积累在一夜之间突然爆发，那样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子？就是野蛮。作为有五千年历史，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既有封建主义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包袱，也有长期计划经济及与此相适应僵化的行政与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又有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社会转型新阶段所无法避免的现代化过程中衍生的后现代社会的大量社会和生态问题及其法律问题，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个甚至多个时代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后现代社会思潮与社风的袭击，因而中国司法不可避免地带有多个时代的特征与历史问题。[1]文章也分析了美国进入诉讼社会的原因。从外在方面，司法日渐成为社会热议和媒体批判与炒作的焦点领域。

法官和法院工作人员按照行政机关官本位层级模式定级，法官群体因被划分为不同等级而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院长对副院长、副院长对庭长、庭长对法官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当然，中国社会的主导趋势是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体现现代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侦查阶段为了破案、特别是那些犯罪线索不清的案件，侦查人员滥用职权，野蛮办案、体罚虐待、刑讯逼供，公诉机关明知是非法证据却出于某些原因不愿排除非法证据，审判机关不敢依法行使审判权、排除非法证据，结果导致问题案件和冤假错案频发。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6155700件，每年约1125万件[2]，同比上升29.3%。在中国国情之下，这么低的赞成票意味着法院的公信力确实不高，有的学者更是认为司法公信力面临危机。尽管社会对法院的评价有失客观全面和公正的地方，但也确有法院自身的问题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

2008年以来全国法院每年处理涉诉信访案件在100万件以上，相当于法官人均处理涉诉信访案件7.15件所谓司法不公在此是指司法人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徇私枉法、颠倒是非，违法裁判的行为。(一)权力结构中司法权威的缺失 从宪政的维度看，司法权威只有在推行宪政、民主的体制下才有可能，在没有宪政和民主的社会中，司法权威几乎是不可能的。脱离党的领导讨论中国司法权威的构造，最终都只能是回避问题。

(24)但是，法院的设置仍然需要行政机关的批准，各级法院助理审判员的任命、人员编制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众所周知，人治论者对人和社会的基本假设是：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说到底最终要通过人来进行，特别是贤人和智者。

参见《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173页。(15)陇夫：《尊重司法的理由》，载《法制日报》1999年12月5日理论版。

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向法治、民主转型的社会，传统的法律文化惯性地起着抑制法律权威的作用。(30)董必武看来，司法部门工作的同志之所以认为司法地位不高，没有其他部门受领导重视，原因在于关于人民司法工作的基本认识问题，因此，在第一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着重解决的问题就是统一认识问题。虽然一个独立的审判机关应当是只根据法律实现正义而不受政府政策和倾向性影响的司法机关，虽然德国学者指出司法独立于新闻舆论，事实上，由于现代大众传播工具如新闻报纸、无线电与电视等之发达，往往对于法官独立性构成威胁。在中国法治发展历程中，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种结果的发生，与党对人民司法工作的领导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以下将从两个方面予以分析：一是人大与司法机关的关系。

参见刘建化：《党的执法监督实践探索》，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第50页。信上访不信法不正常，领导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越快，信访群众越是一窝蜂涌向党委、政府寻求直通车，甚至认为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

在政务院的组织中，有司法部、法制委员会、公安部，还有人民监察委员会，这些都是与法有关的机关。对内而言，则意味着法律本身并经由司法厘别是非、裁断正误、‘惩恶扬善而申张伦理诉求，提供道德满足，从而获秉道义认同。

(23) 其二，从人民政府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上，两者虽同为执行机关，但人民政府占有的资源远远超过司法机关占有的资源，其社会动员能力自然也远远超过司法机关。因此，在这种权力结构模型中，司法权威也难以确立。

可是，到了1951年，这一问题仍未解决，有些人感觉政法工作做不出显著成绩，不被人家重视，不像财经工作吃得开，因此，对政法工作不大安心。(19)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即外在而言，含指法律对于特定时空的一般常识、常理和常情的尊重，对于有关公平、正义的道德感受的正面回应。(19)董必武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过程及基本内容中提到：我们的制度是议行合一的，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各级人民政府。

司法权威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司法选择，在这种政治选择中，一个国家对待法治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司法的地位。(2)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在这个过程中，司法充当了社会矛盾的安全阀，发挥着消解社会矛盾的作用。(43)李清伟：《网络传媒与司法裁判》，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世界上是否有贤人智者存在疑问，即使有这样的人，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发现并保证这样的人处于治理国家的位置上也值得怀疑。以宪法的形式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立毕竟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为司法权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奠定了宪政基础。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可见，在国家权力结构框架中，从结构与功能上，要司法发挥权威作用不那么容易。⑤季金华认为：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司法权威，构成权威的唯一标准就是权威的决定和建议能否为组织的其他成员所遵守，从权威的来源看，权威来源于对权威机关决定的确信和执行以及社会的共同意志和普遍利益的共识化基础，其内核是合法的权力与令人信服的威信。(20)《共同纲领》第二章政权机关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设立人民司法制度，它成为新中国司法建设的基本纲领。(18)汪建成、孙远：《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4)获得劳动报酬，享受保险、福利待遇。对此，董必武同志在1951年前后在不同的场合都提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解决之。

从司法独立的内涵看，除了法官个人独立以外，还包含着司法权只能由司法部门独立行使，而不能由其他部门行使的意蕴。(39)在中国，建设司法权威自然也不能脱离司法之独立性而为。

(34)周永坤：《司法制度改革论纲》，载南京师范大学法制现代化研究中心编：《法制现代化研究》(第6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忧司法的现状，一向被视为公民权利保护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在中国反倒成了侵害公民权利的推手。